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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鲁商始于商周,形成于春秋战国,成熟于两汉,在此后的不同历史阶段,又有所发展与完善。鲁商创造的独特的鲁商文化作为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地域文化,是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,为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贡献。

  鲁商形成的历史条件

  先秦秦汉时期,齐鲁的商品经济在全国一直居于领先地位。这种局面的形成,既与齐鲁的地理环境、人口因素有关,又同工商管理政策相联。

  齐鲁之地虽然很早就得以开发,但限于地处丘陵,沙质土壤,农业难以发展起来,而以桑麻、渔盐见长。这便有了齐地“膏壤千里,宜桑麻,人民多文采布帛渔盐”,及鲁地“颇有桑麻之业”之说。至西汉司马迁时,齐鲁已出现经营百亩千亩桑麻的业主和以经营渔盐的业主越业越多,这就是最早的齐鲁商帮。

 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,当时齐国与鲁国地处交通要道,为商贾必经之地,这为商业的发展具备了重要条件。齐国建国之初,人民贫穷,国家不富。为了改变这种局面,弥补农业“少五谷”的不足,国家当局允许人民经商,从而使得商品生产的规模越来越大,这也为商鲁的形成创造了宽松的环境。同齐国相比,鲁国相对保守一些。由于封土面积较小,随着人口的繁衍增殖,至西汉时,人们为了生存,除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外,只得以经营工商业作为出路。所以,司马迁在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所记的邹、鲁“好贾趋利,甚于周人”的经商习俗。

  先秦时期,齐国统治者多实行较为宽松的经商政策和发展商业的宽松环境,这样就为工商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,也为鲁商的最终形成打下了基础。据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等记载,吕尚被封为齐侯,在治国时利用山东半岛自然资源的优势,不仅对男人,而且还劝妇女参与经商。经商的行业主要是鱼、盐、漆、布、帛等

  齐国的招商引资政策和货币

  齐国就非常注重招商引资和货币的形成。齐桓公时,为鼓励贸易,招徕外商,采取了许多优惠政策。即在公元前651年,齐桓公与诸侯在蔡丘会盟,约定诸侯国之间的贸易,都要为商贾提供食宿方便。齐国为外来商人提供宾旅和货栈交易的场所。对外商货车一乘的提供本人伙食,三乘的兼供给饲料,五乘的并供给厮养人。这样“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”。管仲为使外来商人到临淄经商,大搞旅邸设施,甚至在临淄设“女闾三百”,以招徕商人。到战国时,临淄已成为一个工商业集中的大都市。城中居民达7万户,经营商业、贩运业的有6千户之多。

  齐国的工商管理

  管仲全面整顿士、农、工、商的户籍,加强了对工商业的控制和管理。还实行"官山海"的政策,对山海之利(主要是盐铁)实行国家控制,以照顾各方利益。如民营盐铁生产由国家征收实物税,并统一收购销售,实行专卖,寓税于价,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。如此就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实力,使"甲兵大足",从而为齐国“九合诸侯”“一匡天下”,奠定了雄厚的基础。晏婴为齐相时,为巩固统治,采取了工商不变,即工商业坚守其业,搞好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工商管理政策,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。直至战国,齐国重视发展工商业的传统,使其工商业仍旧十分发达。

  春秋战国时,齐国还发明铸造铸造了刀币,而且被许多国家所用,在当时,已成为一种“国际”性货币,流通于齐、燕、赵等国。齐献公时(公元前859年),临淄被立为齐国国都,历时636年。经过数百年的经营,城市规模越来越大,西汉时临淄人口达50万人。这在当时来说,是一个不少的数字。

  鲁商的经商之道

  鲁商的经商之道,最早形成于战国秦汉时期。齐鲁商人在长期的商业经营活动中,逐渐形成了一套主要包括预测分析、经营谋略、业务作风等较为完善的经营之道。这些行之有效的经营方法,不仅为"当世"和后世的人们从事商业经营活动提供了参考与指导,而且还为我国古代商业经营管理理论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基础。同时,也构成我国古代商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陶朱公范蠡在这方面则表现得更为出色。他不仅预见到市场上商品“贵上极则反贱,贱下极则反贵”的变化趋势,使自己处于有利的位置,而且还预见到“居天下之中,诸侯四通,货物所交易”的定陶,为经商的好去处。故到此经营,取得了“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”的经济效益。商人为取得经营的成功,还需对经营的商品和在经营中形成的各种关系采取一定的计谋策略,予以妥善处理。要关注商品的质量,贮藏好货物,即“务完物”,使商品在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。另外,还要针对不同商品的自然属性,加以适当管护,如对易“腐败而食之物勿留”,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。对商业经营活动内部关系,要以“能择人”的方式予以解决。良好的业务作风是商业经营活动的保障。其中,吃苦耐劳的精神、热情周到的服务,为商人走向成功铺平了道路,而善于处理主仆关系,会充分调动部下的积极性,上下精诚一致获得经营的成功。刁间就喜欢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奴虏,并大大提高他们的待遇,以致出现了宁做刁氏奴,不为国家自由民的怪现象。由此,刁间积聚起“数千万”的商业资本。

  与商业发展相适应的商业文化和经济学思想社会经济,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,必会在思想领域有所反映,促使各种经济思想的产生。

  先秦秦汉时期,齐鲁商品经济的较高发展水平,为经济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可能,战国诸子百家竞相著书立说,就把这种可能转化为现实。无论是儒家贱利贵义的义利思想、足食足兵的富国思想、轻薄税敛的赋税思想、黜奢崇俭的奢俭思想,还是空前绝后、洋洋洒洒十万言的经济学巨著——《管子》,都为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构建作出了重大贡献。对我国经济思想以至我国古代经济本身的发展,起着深远的影响。可以说内涵丰富的齐鲁商业文化,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中的一份宝贵遗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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